她毕业以后，老师总跟我们谈到她，说她转行做文学方面的工作去了，读完犯罪学的博士，进一个大学做了中文系的老师，他们叹息她的才能不去做政法工作，惋惜她的脑子不想些几亿的经济杀人的犯罪，转倒去讲不学过的一个春天走了一个秋天来。

我也慨叹，不是可惜了了，是没问清楚她当时讲那些话的意思，后来听她学生说，师姐总讲人各有命，悲哀的人做悲哀的事，中文就是这样一个苦大于乐的学科，很适合她。

我通过这位特地找到的学生联系上她，我问，你放下了吗，你当初说要做法律一辈子的梦，不要了吗。

“我不插手别人的人生，也不收高官厚禄，这种进退维谷的日子最终是不进则退的，就只好另谋出路了，可谁说这样不合适呢？”

这么多年过去，她身上有一种被李煜的诗词洗涤过的气概，做犯罪的英气不见了，只剩那年风衣里面零落的桂花。

我和她告别时，她送我一句忠告，人啊，早死早超生，死得不是命，是执迷不悟，是一根筋，是非要和不得不。

现在早不是那时候啦，得过且过吧。

师姐还是眉眼淡淡的，操着一口粤语混着方言和普通话的南方调子，眼睛望向远方去了。